话说,2008年冬天,钱学森老先生都97岁了,有天他正躺在床上看报纸,突然扭头问来看望他的儿子钱永刚,说他想在屋里装个电视,不知道自己的钱够不够买一台。
钱永刚听到这话,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因为他太明白老父亲为什么会这么问了,这位被大家说是,一个人顶得上好几个师的科学家,虽然一辈子都在跟国家的大项目经费打交道,但他自己的钱袋子,从来就没放在心上。
要说起来,早在1955年,钱老就放弃了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那份特别好的教授工作,毅然决然地冲破了各种阻碍,回到了当时还很困难的新中国。那时候,他每个月就领着中国科学院一份普通的工资,350块钱。
到了1962年,国家号召大家要节约,干部们都要降工资,钱老二话不说就主动写信,要求把自己的工资从450块降到了331块5毛钱,这个工资标准他一用就是几十年,从来没主动要求涨过。
那些年,他出版书的稿费,还有各种奖金,要么就都拿去支持国家搞科研了,要么就捐给了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
比如1961年,国家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他拿到自己写的《物理力学讲义》的几千块稿费,连信封都没拆开,就直接全数作为党费交了上去。
到了1995年,他获得了第一次举办的,何梁何利优秀奖,100万港币的奖金,钱老先生连支票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就直接写了委托书,把这笔钱捐给了西部治理沙漠的基金,因为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怎么能把那些荒漠都变成绿洲。
他啊,这辈子过得就特别简单,没什么个人欲望,存款也少得可怜,所以当他想买个普通电视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担心,自己的钱够不够用。
更让钱永刚心疼的是,父亲这时候才说要买电视,可不是突然想享乐了,而是他年纪大了,耳朵也越来越背,实在没办法才做的决定。
其实钱学森老先生一辈子都没怎么看过电视,早在1941年他在美国研究火箭的时候,实验室里头经常是昼夜不停地忙,他就习惯了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专业的书和资料上头,电视那些吵吵闹闹的节目对他来说,就是分散注意力的东西。
回国以后,国家搞航天事业是从头开始的,什么资料都缺,时间也特别紧张,他就更不愿意把一点点时间浪费在看电视剧和广告上了。那时候他一直都靠收音机和报纸来了解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听,科学知识,晚上六点半肯定会守着听广播里的,新闻联播。
每天下午他都会把时间留给八份报纸,他看报纸的顺序都是固定的,要是遇到重要的文章,他还会亲手剪下来收藏好,到最后啊,他一共攒了629袋,两万四千多份整理得整整齐齐的剪报。
可是等到他97岁了,耳朵是越来越不好使了,收音机里那些女播音员的高音,他已经听不清楚了,就算把收音机音量开到最大,也只剩下沙沙的电流声,那些关于国家科技发展的大事,在他听来都变得模糊不清了。
他心里不愿意跟这个自己付出了一辈子心血的国家脱离联系,所以电视上的字幕,就成了他继续关注外面世界的唯一办法了。
第二天,一台大屏幕的液晶电视就被搬进了钱学森老先生的卧室,还专门配了个无线耳机,就是为了让他能听得更清楚一些。
从那以后,电视就成了他晚年生活里一个重要的伙伴,每天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是肯定要看的,偶尔要是播到体育比赛,他也会看得特别认真。
但他对那些电视剧啊,一直都提不起兴趣,有次无意中调到一个年代戏,他看了不到两分钟就轻轻摆摆手,直接说,这剧情可经不起推敲。
后来,电视屏幕上要是出现豪华外国汽车的广告,他就会突然把音量调大,等儿子解释说,这些车的关键零件大部分都是进口的以后,钱老就会不停地叹气,说真是让人泄气啊,我们自己的研发队伍在哪呢,现在的条件比以前好那么多,怎么还做不出自己的发动机呢。
这台普普通通的电视机,其实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钱学森老先生一辈子简单到极致,但又特别有意义的生活。
他的家,就是航天大院里几十年的老楼房,家里的家具都是他用了大半辈子的旧东西,买菜的时候,他永远都挑最便宜的买,他身上穿的那件深蓝色中山装,虽然洗得有点发白了,但一直都干干净净,板板正正的。
可就是这样一个对自己特别,抠门,的人,对国家和搞科研的事业却特别,大方,他回国的时候,把在美国买的大量书和资料都带回了国内,免费捐给了科研单位。
他看到学生们缺实验设备,就立马拿出奖金给补齐了,听说西部治理沙漠需要钱,他想都没想就把一大笔奖金捐了出去。
他经常说,我姓钱,但我可不爱钱。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老先生走完了他98岁的一生,他心里一直念叨着想买的电视机,还静静地摆在他的卧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