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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月4日，邓颖超迎来了她的80岁生日。
这位老人一辈子简朴，跟往常一样，没准备办任何庆祝。
但没过几天，一份从美国辗转托人送来的礼物，摆在了她面前。
打开一看，是只晶莹剔透的水晶兔。
送礼的人，是宋美龄。
这份礼送得很有讲究，因为邓颖超正是属兔的。
01
到了1984年，这两个人的身份，一个是大陆德高望重的前辈，一个是远居美国的“前第一夫人”。
按理说，她们应该是两条平行线，不会再有交集。
可这份礼物，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段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往事。
这事儿，得从1938年的武汉说起。
那个时候，南京刚失守，日军的残暴行径传遍了全国。
更让人发指的是，当时《大公报》捅出个消息，说日军在占领区到处抓中国青壮年，甚至半大的孩子，当成“血包”，给他们的伤兵输血。
还有大批儿童被强行送到日本，进行“奴化教育”，要彻底抹掉他们的中国根。
这个消息传到武汉，引起了极大震动。
当时汉口《妇女生活》的主编沈慈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已经不是常规作战，而是针对平民，尤其是儿童的系统性侵害。
沈慈九立即联系中共长江局妇女部，邓颖超明确表态，必须行动，救孩子。
1938年1月，邓颖超联络了各界人士，在汉口开了个发起人会议，准备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
02
想法很好，但刚一开始就卡壳了。
原因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介入了。
那个时候国共是合作抗日，但台面下的动作一点不少。
邓颖超她们这边刚开完会，国民党中统的特务就开始“重点关照”了。
发起人开个会，后面都有人“保护”；想去筹款，就有人在背后“打招呼”。
这帮特务，净给救孩子的事儿使绊子。
保育会的工作陷入停滞。
沦陷区的孩子可等不了。
在一次碰头会上，大家伙儿又愁眉不展。
就在这个时候，邓颖超提出了一个方案。
她分析，这帮特务，只认上头。
既然他们非要个“上头”，那就给他们找个最大的“上头”。
她提议，去邀请宋美龄出来主持这个保育工作。
这个提议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讨论。
要知道，这两个人的身份太特殊了。
一个是“蒋夫人”，一个是“周夫人”。
在那个年代，她们俩代表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宋美龄是什么人？出身顶级家族，留洋归来，习惯了众星捧月。
邓颖超呢？一路从底层打拼上来，搞过地下工作，走过长征。
让这两个“对手”坐到一张桌子前，还得是邓颖超主动让出“C位”，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魄力的。
但邓颖超看得很明白。
第一，救孩子这事儿，是全民族的大事，不分你我。
第二，只有宋美龄这块牌子，才能压得住那些特务，才能调动国民政府的资源。
第三，她也想借这个机会，看看宋美龄在民族大义面前的态度。
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是一步险棋。
但邓颖超她们还是去做了。
通过中间人搭线，她们很快见到了宋美龄。
邓颖超也没兜圈子，直接把《大公报》上的报道，和她们搜集到的日军暴行材料，递了过去。
尤其是日军抓孩子当“血包”这个事，对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女性来说，都是无法忽视的。
宋美龄看完了材料。
最后，她同意了：这个保育会，必须办，她来牵头。
03
宋美龄的加盟，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正式成立。
宋美龄被公推为理事长，李德全（冯玉祥夫人）当副理事长，邓颖超、沈慈九等人都是常务理事。
成立大会那天，宋美龄和邓颖超第一次见了面。
宋美龄很客气地过来握手，表示了客气。
那些之前在暗地里使绊子的特务，这下全都没了动静。
保育会的工作，总算是能正常干起来了。
但紧接着，第二个天大的难题又来了：没钱。
保育会一成立，几个月时间，各地分会就收容了上万名难童。
这些孩子，全都要送到汉口的临时保育院。
上万张嘴，每天都要吃饭、穿衣、看病，开销巨大。
可当时国民政府自己的军费都捉襟见肘，很难拨出足额的钱给保育会。
这个难题，又摆回到了宋美龄这个“理事长”面前。
宋美龄这个“理事长”当的，还真不是甩手掌柜。
她利用自己的身份，把武汉三镇所有叫得上名号的官太太、名门贵妇，全都请来了。
她带头捐款，然后让这些平时养尊《em》处优《/em》的太太们，都动起来，去筹款。
这在当时，也算是件新鲜事了。
04
钱的问题刚缓口气，更要命的危机来了。
1938年9月，田家镇失守，武汉的最后一道防线被撕开了。
日军兵临城下，武汉眼看是守不住了。
国民政府准备迁都重庆，一场大撤退开始了。
整个武汉三镇，几十万难民，全都涌向了码头。
可这个时候，汉口的临时保育院里，还滞留着几千个没来得及转移的孩子。
这些孩子，一下子成了大撤退里最棘手的“包袱”。
他们年纪小，走不快，在混乱的码头上，根本挤不上船。
眼看日军的炮火越来越近，保育会的工作人员非常焦急。
这几千个孩子，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一个人站了出来。
这个人，是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
他接到保育会的求救电话，得知还有几千个孩子被困在汉口。
当时，卢作孚自己的民生公司，正承担着全中国工业命脉（兵工厂、机器设备）的抢运任务，每一艘船都金贵无比。
但他还是做出了决定。
10月24号下午，卢作孚打来电话，同意保育院的师生，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
那是离开武汉的最后一班船。
保育院的工作人员，精疲力尽地带着最后一批孩子，登上了这艘“诺亚方舟”。
10月25号上午，船刚开走，第二天，日军就进了汉口。
05
这场武汉大撤退，堪称惊心动魄。
保育会在这场大撤退里，总共抢救疏散了9000多个孩子。
这次联手救助难童，让邓颖超和宋美龄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超越党派的特殊联系。
虽然在撤退码头的关键时刻，是卢作孚这样的实业家挺身而出，但保育会这个平台，毕竟是宋美龄和邓颖超联手建立的。
没有宋美龄点头，这个“战时儿童保育会”可能连成立都成立不了。
这段经历，让她们的合作延续了下去。
1938年5月，宋美龄在庐山召集各界妇女领袖开会。
邓颖超作为中共代表也出席了。
这次会议的结果，就是改组了原来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
这个“新运妇指会”，原本是国民党自己搞的组织，改组后，吸收了邓颖超、刘清扬、史良这些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宋美龄继续当指导长，邓颖超等人也进了指导委员会。
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了。
她们在这种合作的框架下，又一起做了不少事。
这种微妙的合作，一直持续到了1946年。
那一年3月，在重庆，各界妇女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
根据一些记载，邓颖超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而宋美龄，在抗战期间，也多次出席重庆的妇女节活动。
但随着抗战胜利，内战的阴云开始笼罩。
那次大会，也成了她们之间，那段“合作抗日”时期的尾声。
很快，时局大变，她们彻底站回了各自的阵营。
06
1949年，天翻地覆。
邓颖超留在了大陆，宋美龄去了台湾。
两个人，隔着一道海峡，再也未能见面。
有材料显示，邓颖超曾在新年等时节，向包括宋美龄在内的台湾故旧发出问候。
至于宋美龄那边是否收到，以及作何反应，则没有公开记录。
直到1984年，邓颖超80岁。
宋美龄在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就去了美国，开始了长期的定居生活。
1984年，邓颖超大寿，宋美龄托人从美国，辗转送来了那只水晶兔。
这只兔子，既是对邓颖超属相的祝福。
更深一层的，也是在怀念1938年，她们在武汉，为了3万个孩子的命运，共同奔走的那段岁月。
这份礼物，在当时那个两岸依旧对峙的年代，显得很特殊。
4年后的1988年，邓颖超再次提笔，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谈的就不只是私交了。
她呼吁宋美龄能“共谋我国家民族之统一”。
宋美龄收到了信，但她没有接受这个提议。
她提到了两次国共合作的“惨痛”教训，拒绝了。
这是她们之间，最后一次有记载的互动。
她们俩，一个是共产党人，一个是国民党人，在政治舞台上是彻彻底底的对手。
但在1938年那个民族危亡的关头，她们又确实站在一起，联手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
创作声明：本故事来源：【《邓颖超传》、《宋美龄传》、《战时儿童保育会史料》、1938年《大公报》、光明网、维基百科等公开报道】，本文依据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历史故事，有些部分可能会在历史细节进行了合理推演。凡涉及推测性内容，均基于同时代的社会背景、文化习俗和相关史料进行合理构建，部分细节进行了文学性渲染和合理推演，有部分为艺术加工，如有表达的观点仅代表笔者个人理解，请理性阅读。部分图片来源网络，或与本文并无关联，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特此说明！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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