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曾言：“一旦成为契卡，即是终身契卡。”苏维埃政权创立伊始，即设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契卡），专司镇压和安全事务。历经多次调整，这一机构于1954年3月13日转型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亦即世人熟知的苏联克格勃。克格勃名声显赫。苏联情报体系中并不只此一家：还有一个低调却实力强大的机构格鲁乌。近期，翻查苏联情报系统相关资料，方觉其脉络错综，短时间内难以理清。
格鲁乌的诞生，与战争形势密不可分。1918年6月，苏联红军划设东方战线，各战线设有登记部门以统筹情报事务，不久后，新设战线也相继建立情报部门并开始运作。红军总参谋部当时尚未拥有自身的情报组织。直到同年10月21日，列宁签署成立“共和国野战参谋登记处”，以现有红军各部队情报机构为基础，组建全国统一的军事情报最高领导机关。格鲁乌即由此蜕变而来。
战场失利往往催生制度变革。1920年，苏联红军进攻波兰受挫，主要责任归咎于情报不足。随即，列宁委托别尔津对情报系统进行调整，情报局因而取代登记处。1921年4月，又成立了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最终演变为总参谋部情报部。虽然名为军事情报机构，但实际职能远超军事领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格鲁乌在西方策反多名间谍，其中“剑桥四杰”的故事广为人知。
斯大林掌权后，格鲁乌却遭受历史性挫折。大清洗期间，苏联情报系统几近被打垮，大量情报军官遭清除。红军高级军政人员被清理逾四万人，枪决者占到一万五千人，涵盖了五位元帅中的三人及大批师长、军长乃至旅长，几乎无人幸免。组织上层被彻底洗牌，基层工作变得支离破碎，这直接导致格鲁乌在1939至1940年苏芬战争期间无法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支持。
更换领导人频繁，内部动荡难平。格鲁乌在清洗风暴中短短两年内历经六任领导，其中乌里茨基和别尔津等前任均未能幸免。1939年4月，斯大林另选普罗斯库罗夫执掌格鲁乌，本以为其容易掌控，结果却遇上了个性鲜明的“独立官员”。斯大林坦言不看好普罗斯库罗夫，指其缺乏特工的警觉与冷酷，只具“老好人”的性格。普罗斯库罗夫曾在德国入侵前提出警告，惜因依据推演而证据不足，未受采信。1940年7月，戈利科夫接任，虽受到斯大林轻视，但格鲁乌逐渐恢复元气。
卫国战争爆发后，格鲁乌的秘密联络体系与谍报网络得以恢复。戈利科夫以苏方军事代表身份亲赴国外，将新的任务分配给遍布德国占领区的苏联地下人员。此时，格鲁乌重新振作，深入敌方内部，建立了“红色乐队”、“拉多”、“佐尔格”等著名情报网络。苏联核研究起步之际，格鲁乌承担了重大任务。1942年中期，莫斯科要求迅速获取关于铀链式反应等关键信息，明确追查海森堡所在及博拉实验室科研人员名单，力求掌握核武器发展的动向。
随着时代演进，格鲁乌的实力亦随之提升。特种部队的组建源自朱可夫的建议，主张边境军区应筹备精悍部队，以便战争或危机时渗透至敌后实施侦查、摧毁关键武器，乃至暗杀军事政治要员。尽管“暗杀任务”后来被正式取消，但在埃塞俄比亚、安哥拉、阿富汗、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地，格鲁乌特种部队多有出没。
苏联时期，格鲁乌总部坐落于莫斯科阿尔巴特街的总参谋部院内，随后迁至老霍登卡区的新址。苏联解体后，这座大楼由俄罗斯继承，格鲁乌转型为俄联邦总参谋部情报总局。2003年，普京对总部老楼表达不满，认为其形象与俄罗斯情报强国地位不符，遂下令重建。三年后，格鲁乌搬入造价四亿美元、面积达七万平米的新址。普京对格鲁乌有着明确定位强调其应始终坚守前线使命，担任对抗敌对势力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