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金门战役后，众人都觉得该怪前线将士，粟裕却三次找肖锋谈话，直言责任在三野前委，这份不推诿的坦荡太难得
关于渡海登陆作战的战略研究，粟裕坚持了整整35年。从1949年被毛主席点将，担任攻台战役的总指挥开始，他就一直在探讨这个课题。在粟裕心中，有两个挥之不去的心结，其一是攻台，这是他筹备半生，却又始终无法去实现的未来事业；其二是金门，对粟裕乃至整个共和国的海战发展史来说，这都是销魂刻骨的历史教训。
对于金门战役，粟裕有遗憾，但更多的是反思。担任金门战役前线指挥的28军副军长萧锋，就回忆说，战役结束后粟裕曾三次找他谈话。
第一次是1950年5月6日。
在南京召开的华东军区精简整编会议上，粟裕主动找到萧锋向他表达关心，同时细问金门战况。当时萧锋情绪激动，是一边流泪一边汇报，认为战役主要责任在前线，如果要追责，他绝无怨言。
粟裕在听完战役复盘后，只是语重心长地安慰萧锋：
“金门战役的主要责任不在你萧锋，也不在叶飞，主要是三野前委背上了大包袱，对十兵团的事情就放松了。”
第二次是1961年5月1日。
当时萧锋因病去到北京治疗，得知粟裕也在同一家医院，便主动前去探望。两人晚上就在病房内，透过窗户观看节日庆典的烟火，期间再次谈起金门往事。粟裕此时是战略研究小组的副组长，已经远离军事一线多年，处于半赋闲状态，平时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在病房里戴着老花镜看军用地图，研究国际军事动向。
对于11年的那场战役，粟裕仍是那句老话：
“责任不在你和叶飞，那时三野前委主要精力在其他方面，有些事情怕不好交代。”
第三次是1976年1月8日。
萧锋带着夫人贡喜瑞到粟裕家中拜访，此时的粟裕已经69岁高龄。在和萧锋谈话期间，话题转到金门之战，粟裕再次袒露心声:
“金门战斗主要责任在三野前委，特别是我这个主管作战的人。”
三次谈话，粟裕都在为萧锋和叶飞辩解，并将责任划归于三野前委乃至自己的身上。那他口中的三野前委，到底是个怎样的存在？
前委是解放战争期间设立的军事指挥机构，全称为前线委员会，通俗来说就是野战军的最高司令部。1949年6月，也就是金门战役打响的4个月前，华东军区对指挥体系进行整合，三野前委被确定为6人：粟裕担任书记，唐亮出任副书记，成员包括钟期光、张震、周骏鸣、邝任农。
这其中，粟裕及三野参谋长张震主抓军事。
三野政治部正副主任唐亮和钟期光专管政工。
三野副参谋长周骏鸣，以及新任的后勤司令部司令邝任农，统一协调部队后勤保障。
六个人凑齐一套班子，负责野战军方方面面，干系重大。但也正因如此，像攻打金门这样由军和师一级作战部队承担的战斗任务，肯定也轮不上前委亲自操持。那粟裕为何又要主动将责任揽过来？仅是为了安慰萧锋，还是别有隐情？
要搞明白这个问题，就先得弄清楚粟裕和萧锋谈话时，多次提到的“大包袱”和“其他方面”到底指的是什么？
其实在华东军区精简整编会议上，陈毅也和萧锋说过同样的话：
“金门战斗失利，重要责任不在你，三野前委把主要力量用来处理上海市这个大包袱，没能注意前线敌情变化。”
陈毅说得很直白，刚刚解放的上海对于三野来说，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1949年的上海，拥有超过500万人口，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命脉所在。要完整的接管并稳定这座国际化都市，其战略意义不亚于一场大规模战役。为此，三野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抽调了5000名余干部组成接管班子，并部署5个军负责淞沪地区的警备任务。三野高层的金三角“饶、陈、粟”，前两位都派往上海主持工作，粟裕也是兼顾两头。
这种突然间的战略重心转移，对三野指挥体系的削弱是空前的。其中最主要的体现，就是三野前委对于一线战役的掌控大不如前，很多时候只能将指挥职权下放，任凭作战部队“自由发挥”。
金门战役一个月后，粟裕就曾致电毛主席，提到战斗受阻的原因，其中就有一句：
“职未尽到检查与督导之责。”
三野在东南方向的战略任务有三个大项，首先是解放南京和上海，其次就是全力攻台。所以在上海战役后，前委就抽身开始备战攻台，同时将收复沿海城市及部分岛屿的指挥重任，下沉到了兵团一级。就比如要攻取厦门和金门，就是前委在对十兵团上报作战计划加以必要的提醒后 ,即授予兵团“自行决定”的权力。
这是指挥职权的第一轮下放。
十兵团解放厦门后，因为当时闽南地区人多地少，存粮匮乏，全年收成只能维持四五个月，部队供给更是紧缺。为了解决部队和市民要吃饭的燃眉之急，兵团司令叶飞响应厦门地方干部求援，将兵团司令部移驻厦门，集中力量搞生产建设。至于接下来的金门战役，叶飞则是委任28军军部进行指挥。
这是指挥职权的第二轮下放。
这还没完。
28军在入闽之后，军长朱绍清、政委陈美藻都是因病去职，参谋长吴肃也被暂时调离。28军的司令部，只剩下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而28军最后的安排，是军前指负责部队集结、装载和航渡的指挥，82师负责登陆后的岸上作战指挥。
两个军协同作战，负总责的军事干部只有一位副军长，这显然不符合常规。正如粟裕所说的那样，三野前委对一线部队的检查与督导显然是不合格的。28军要承担如此重要的作战任务，但指挥班子都凑不齐，这就是一个巨大隐患。
而事实上，这个隐患也正是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开始。
三野29军85师师长朱云谦，在厦门战役结束后，奉命带领两个团配属28军指挥，参加攻打金门。但朱云谦一到地方，就发现氛围明显不对。
28军司令部在制定作战方案时，几乎一致认为目前不具备打金门的条件，主要是船只不足，无法把兵力都运上去。当时朱云谦就很费解，他去问萧锋，说既然你们都认为攻打金门的战机不成熟，什么不去和兵团反应？认定不能打的仗，为什么硬要去打？
萧锋的无奈溢于言表。他并非没有反映，而是数次建议推迟战役，均未获兵团同意。朱云谦不甘心，直接跑到厦门去找兵团司令叶飞，想当面陈情。结果当时叶飞正主持接管厦门的工作，办公室内人来人往，都是来向他报告情况和汇报工作的，根本抽不出空。叶飞只是匆匆问了几句金门情况，便又被其他急事唤走。朱云谦感觉自己插不上话，只能告辞离开。
其实叶飞也有难处，一个兵团司令军政两手抓，一边要为几十万军民筹粮，一边要统揽福建全省的军事，早已分身乏术。但他对金门的态度是明确的，必须速战速决。十兵团接到的任务，就是2个月内攻取金厦，关上东南大门，避免敌残余势力逃往海上。如今进入福建作战已近4个月，严重超期，如何还能再等？况且根据兵团掌握的情报，敌人有向金门增兵的迹象，再拖延下去，可能彻底丧失战机。
这就是一个两难的局面，不好打，但又不能不打。
解放战争后期，全国都在秋风扫落叶，追剿残敌，为了抓住战机，就必须硬着头皮去打一些无准备的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然等你准备得万无一失，敌人早跑了。
但叶飞和十兵团也存在一点疏漏，就是粟裕所说的“未尽到检查与督导之责”。
金门战役前，28军曾截获过两则重要情报 。
一是28军侦查科侦曾偶然侦听到金门守军内部通话，其中提到了一句话，叫“来了几船活的，还有几船死的。”28军前敌指挥部当时判断，“活的”可能是指增援部队，而“死的”可能是指武器弹药。
二是28军之前在攻打大嶝岛的过程中，曾俘获胡琏12兵团18军11师的俘虏。萧锋亲自审问被俘军官时，获知胡琏已经命令11师开赴金门，兵团其他部队也在调动中，但具体调往哪里还不清楚。
胡琏的十二兵团在撤出潮汕后，一直去向不明。而如今根据情报判断，这一支强大兵团，很可能已经奉命增援金门，只是具体时间和具体兵力不明。28军将情况上报后，十兵团给出的命令却是立即发起进攻，争取在胡琏兵团完全抵达之前，直接拿下金门。
但10月24日晚上7点半，也就在总攻发起前的1小时，萧锋等到了他最不愿听到的消息，侦查员传回的最新情报显示：下午时分，胡琏兵团在大小金门分别登陆了一个团。金门增援部队到达，已成既定事实。
金门守敌李良荣兵团原有2万之众，现在又加上胡琏兵团，总兵力可能已达4万。而28军参加攻岛的1个加强师加29军2个团，拢共只有2万。而且第一梯队因为渡船限制，最多只能上去8千人。
萧锋想要向上反应情况，但叶飞还在厦门，十兵团司令部在前线负责的只有兵团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刘培善是政工干部，判断军情显然是弱项。而且他也没法继续向上反应。整个三野的指挥此时都处于一种“半真空”状态。
陈毅坐镇上海，处理千头万绪的市政工作。粟裕去了北京参加一系列会议。参谋长张震因病住院，三野前委军事负责人都不在，司令部日常军事工作由代理参谋长袁仲贤主持，而袁仲贤也是政工干部出身。
除了萧锋本人外，从28军到十兵团，再到三野前委，一个能负责的军事干部都没有。
没办法，总攻发起时间迫在眉睫，兵团没有时间再一次开会研究打与不打，错失战机谁都担待不起。刘培善在电话中只留给了肖锋的最后一句话：
“按原定计划执行，决心不能变。”
大胆构想、缜密谋划、精心计算、周密实施，是粟裕用兵的基本准则。而28军在金门战役中，这四条几乎是一条不占。一个缺兵少将的军部，根本无力应付复杂的战情变化。无论是对情报的判断，还是决定战役打与不打，什么时候打，萧锋都不能做主。如果叶飞能够抽身兼顾金门，或者三野前委指定干部参与指挥，事情可能都会有转机。
事实上，问题的暴露，不只是在金门。
早在平潭岛和鼓浪屿两次登陆战中，十兵团都因为不习气候水文吃了亏。特别是在两场战斗中，都出现了渡船被风浪刮散，登岛部队孤军作战，而后续部队又无法支援的情况，这和之后的金门战役何其类似。平潭岛战役的前线指挥，也是萧锋。
但十兵团南下以来的连续胜利，又几乎完全掩盖了这两次战斗的教训。或者说一些指挥员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但犹豫之下，最终错过了改正了机会。萧锋后来就曾无限感慨，回忆说：
“对于战前的一些准备情况，我是有不同看法的，如果我能在发出攻击之前，跟粟司令通一次电话，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我没有这样做 。”
粟裕善用奇兵，敢打险仗。但金门之后，他真正开始了解渡海登陆作战，汪洋大海上风云变幻，这是容不得半点失误的危险之地。所以在后来筹划攻台的过程中，粟裕一再强调指挥系统从上到下的紧密联系，要求制定作战计划必须考虑到战术、后勤、思想等各个方面，检查与督导之责更是应该万无一失。
粟裕当年制定的攻台计划，时至今日依然没有“过时”。而他耗费心血积累和总结的经验，更是共和国永恒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