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乃明清两代皇城的宏伟正门。其初名“承天门”，蕴含“承天启运”、“受命于天”的深刻寓意。清顺治八年（1651年），该门经重修后更名为“天安门”，其名蕴含“受命于天”、“安邦治民”的深远含义。自封建王朝覆灭以来，天安门见证了“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开国大典等诸多重大历史时刻……至今，它已承载了近600年的风雨沧桑——
城楼曾挂“天安之门”匾。
自古以来，我国宫殿、坛庙、门楼等建筑多在显眼位置悬挂匾额。天安门亦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之后，“匾额”被撤除，取而代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那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木质匾额，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承天门，明代时被誉为天安门，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竣工之际，其城楼之上高悬“承天之门”的木质匾额。相传，当李自成率领军队攻入北京，抵达承天门下时，面对这座庄严而雄伟的皇城之门，他愤然弯弓搭箭，怒射“承天之门”匾额，以此表达对明王朝的轻蔑之意。
顺治八年，即1651年，承天门经重建后，更名天安门。自此，城楼之上悬挂起“天安之门”的木质牌匾，其尺寸为2.6米宽、3米长。牌匾上镌刻着三种文字，若以满语直译，即为“天安之门”。然而，不知缘由，牌匾上的“满、汉、蒙”三种文字后来变更为“满、汉”两种，且汉文部分由原本的“天安门”改为楷书书写，去除了“之”字，字体整体亦相应放大。其中“天”字，其尺寸从原先的200毫米增至380毫米，体积几乎翻倍。
辛亥革命一举终结了清王朝的统治，故宫与天安门随即转由北洋政府掌管。在匾额上，仅保留了汉文，且字体从“满、汉”两体变更为纯汉文。为了确保铜制“天安门”字体的稳固，木匾中央位置特意留下了当时锤凿留下的钉眼，“安”字被巧妙地置于匾额的正中心。
1987年的冬季，那块失落多年的“天安门”匾额，在北京市房管一公司木材厂的露天仓库中意外重见天日。然而，这块历经风雨的木匾已是伤痕累累，其由数块木板拼接而成的匾心多处腐朽，断裂痕迹随处可见。匾额上的刀刻痕迹与木质裂纹交织在一起，隐约透露出“满、汉、蒙”三种文字的痕迹，其中满文居中，汉文排列左侧，蒙文则置于右侧。尽管历经沧桑，汉文的“天安之门”四个篆体字仍依稀可辨。
近期发现的天安门牌匾，据推测可能自清顺治八年（1651年）天安门重建之际起便挂于其上，直至1949年北京解放，共沿用298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尽管牌匾上的字体历经数次更迭，但木质牌匾本身却始终未被更换。至于这块木匾之后的去向和现存状态，目前尚无确切文献记载。
开国大典地点备选方案有两套。
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决议，于同年10月1日在首都北平的天安门广场举办建国盛典，向国内外郑重宣布新中国的成立。然而，关于盛典的举办地点，周恩来主任面临了两种选择：一是天安门广场前，二是西苑机场。这两种方案各有利弊。
方案一：天安门
一、阅兵台可巧妙地利用天然地形——天安门城楼。城楼之上足以容纳全体政协代表，此乃其显著优势。
二、天安门雄踞于市中心，军队与民众情谊深厚，宛如一体，领袖与百姓共庆同乐，场面宏大，气势磅礴。
三、天安门周边的街道纵横交错，交通便利，便于人群的集中与疏散。阅兵仪式落下帷幕，部队得以从容不迫、井然有序地迅速撤离市区。
四、天安门广场的阅兵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不便，届时，市区交通将面临长达四小时以上的全面管制。
五、鉴于长安街的宽度限制，无法依照常规阅兵的宽广队形进行分列式。此街道仅能容纳步兵12路纵队、骑兵3路纵队及装甲车2路纵队并列通过。
方案二：西苑机场
一、在1949年3月25日，为了迎接毛泽东主席及党中央的莅临北平，西苑机场举办了一场盛况空前的检阅仪式，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前来观瞻。这场阅兵仪式的举办，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成为了我们的一大优势。
二、西苑机场的跑道宽阔平坦，完全消除了对交通造成阻碍的顾虑。
三、其不足之处显而易见。首当其冲的是缺乏检阅台，在开国大典举行之前，要搭建数座稳固且高耸的检阅台与观礼台，显然时间紧迫，难以完成。再者，机场与市区相隔甚远，数十万民众往返其间多有不便，参与度因此受限。
四、扩大人民解放军的影响力，无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五、然而，此处仅有一条可供进退的跑道，导致疏散作业显得极为不便。
这两项方案各有优劣，相映成趣。经过深思熟虑，周恩来最终选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自此，天安门城楼光荣地担当起开国大典主席台的重任。
“文革”期间天安门“秘密重建”
自1969年12月15日至1970年4月7日，天安门“秘密翻建”工程历时112个日夜。在此期间，搭建一座庞大的“天棚”耗费了8天时间，而天安门的全面拆除则耗时7天。全国共有21个省市的216个部门参与了这一工程，施工高峰期时，现场人数一度超过2700人。
重建团队依照军队编制模式，划分为五个施工连队，各工种成员均持有各自特有的专业证件。
六十年代初，技术人员在对天安门城楼的例行检修过程中，意外发现大殿正厅中靠近毛主席座位的那根高达12米的柱子，其内部自底部至顶部约有10米的空间已经空洞。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并迅速向中央汇报。经过周密的调查与评估，国务院作出决定，将拆除旧有的天安门城楼，并在原址按照原有的规模与建筑形式，重新进行建设，同时更换所有建筑材料为全新的。
然而，自“文革”初期起，天安门城楼的使用频率显著上升。除却每年“五一”和“十一”期间的大型群众庆典活动，自1966年8月起，毛主席先后10次莅临天安门城楼，检阅并接见红卫兵。同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的7.2级强震加剧了天安门城楼的结构损伤与变形，使其面临随时可能坍塌的危机。1968年5月15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翻修天安门城楼的请示报告》。至8月20日，报告获得批准，并明确要求：“按照原样翻建，规格不得更改”。
1969年12月15日，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开始。当时，正值内忧(“文革”)外患(中苏关系紧张)，为了保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组成了“天安门城楼重建领导小组”。抽调了一批“根正苗红”的人，按军队编制，组成了木工连、瓦工连、彩油连、架子工连和混合连5个施工连。据当时建工五公司的木工连组长姚来泉回忆：“那段时间连家人都不知道我在哪儿干活，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每个工种各有各的证件，每道工序之间不准互相打听……”
杉篙苇席搭建“天棚”
天安门秘密翻建，首先要将其全部“包起来”。天安门城楼长66米、宽37米、高33.7米，为了秘密施工，架子工们用数根杉篙绑在一起，层层连接，再用苇席搭起一个巨大“天棚”。仅用8天，天安门城楼就被围得严严实实。此后，是秘密拆除城楼。为了使翻建后的天安门城楼 “原样不动，尺寸不变”，保持城楼的建筑形制，在拆卸时，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把拆下来的一砖一石、一瓦一木都按顺序编号放好、登记入册，拍下照片，内外、上下、左右，按原样码起来。7天时间，旧城楼被全部拆除。到1970年4月7日竣工，整个翻建工程共历时112天。参与翻建的姚来泉现在还保存着当年的“重建纪念”镜框，里面嵌有毛泽东的烫金手书：“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
周恩来保留“龙吻”两端
天安门城楼是木结构建筑，被拆下的木料堆满天安门的后面和端门大院，斗拱、木枋、跨空梁……上千种规格、上万个部件、上下垒叠。拆下的木构件由北京建筑设计院画图，北京光华木材厂按图纸进行加工。新做的全部木柱和木梁均用整体木材，所有木构件都作了防腐、防虫、防火的化学处理。正脊两端的大吻，原为龙。有人认为龙是“四旧”，要改成“向阳花”。周总理坚持说：“可以搞龙嘛！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原主体部分不要改。”但城楼大殿棚顶的“金龙和玺”图案还是被改成“大丽花和玺”图案(1984年维修时，又恢复了原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谢富治坚持要把老檐、小檐下的木结构斗拱改成玻璃钢的，周总理得知后，一锤定音：照原来的木斗拱制作，任何结构不得改动！
木工工程告一段落，随之启动了油漆与彩绘的工作。每一处彩绘均遵循了严谨的一麻五灰13道工序，并在最终环节贴上了金箔。在天安门城楼的此次重建工程中，共耗用了6公斤黄金。43年时光荏苒，城楼大殿的彩绘依旧熠熠生辉，金碧辉煌。
城楼之上，琉璃瓦勾头间隐约可见的“文革”时期印记——那盛开的“向日葵”，宛如岁月长河中的一抹鲜艳色彩。
翻建天安门城楼时，对采用什么样的图案和彩画，同样有过激烈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天安门城楼属于古建筑，应当按照传统的方式修建，只有用古代级别最高的“金龙和玺”彩画、大面积描金，才能与天安门的地位相符。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金龙和玺”彩画和“仙人走兽”等都是“四旧”，属于封建内容，应当去除。新中国的天安门应具有革命意义，要用葵花向阳和延安宝塔等图案来代替。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时，周总理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天安门彩画整体用朴素的“大丽花和玺”图案，勾头等小型琉璃瓦可用“向日葵”图案，其余一切照旧。
在1984年国庆35周年庆典临近之际，中央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恢复中断已久的国庆大阅兵。作为阅兵盛典的主席台，天安门城楼也迎来了修缮的契机。在修缮过程中，技术人员提出，鉴于天安门历经数百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因此只有采用传统图案，才能使其显得和谐自然。这一建议被呈报给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万里同志立刻做出决策，批准将城楼上的彩画改为“金龙和玺”图案。随后，城楼大殿及环廊的“大丽花和玺”彩绘也进行了相应的更换，恢复了“金龙和玺”这一传统图案。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天安门城楼上“向日葵”琉璃瓦勾头的设计至今依然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