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里像是有个电钻在旋转，绞得我浑身冷汗，连呼吸都带着铁锈味。我蜷在急诊室的推床上，指尖发白，抖得连手机都快握不住。通讯录里，“弟弟”两个字格外刺眼。我咬着牙拨了过去，听筒里是嘈杂的背景音，和他一贯不耐烦的腔调：“喂？姐，啥事？我这儿忙着呢！”
我疼得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只能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卫东……我……在医院……急诊……”
“医院？你怎么了？我这店里刚来了一批货，走不开啊。”他顿了顿，像是想到了什么，“这样，我让沈琛过去，他年轻，跑得快。”
电话被他匆匆挂断，我还没来得及说出医院的名字。我忍着剧痛，点开侄子沈琛的微信头像，发了定位过去，附上一句：“小琛，我急性肠胃炎，在医院，你爸让你过来一趟。”
屏幕上方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后，跳出来一行字：“姑，我在跟客户谈方案呢，走不开。你先让医生看着，我这边结束了就过去。”
我盯着那句“谈方案”，胃里的电钻钻得更深了。我转而点开弟媳杨翠的对话框，同样的话发了过去。她倒是快，对话框上立刻冒出一个红点，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已读，未回。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痛感愈发清晰，意识却开始模糊。我躺在冰冷的病床上，头顶的白炽灯晃得我眼睛发酸。就在我以为自己要一个人扛过这一关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冲了进来，带着一身的风尘仆仆。是邻居何梅。
“岚姐！你怎么搞的！电话也不接，我买菜回来听楼下王阿姨说你被救护车拉走了，吓死我了！”她一边说着，一边麻利地冲到缴费窗口，“医生，刚送来的那个沈岚，押金多少？我来付！”
何梅帮我办好一切手续，又跑前跑后地联系医生，最后在我床边坐下，握住我冰凉的手。我看着她忙碌的背影，再想想那一家人的“没时间”，一股难以言喻的悲凉从心底涌了上来。十年，整整十年，我像个自动扣款机一样，源源不断地给他们输送着金钱和精力，结果呢？我拿真心换了十年自动扣款，他们用‘没时间’把我退订了。
夜里，药液顺着输液管一滴滴落入我的血管，冰冷的感觉蔓延至全身。病房里很安静，只有仪器发出的规律的滴滴声。我睡不着，索性拿起手机，点开了相册。里面没有几张我自己的照片，反而是一个个转账截图的文件夹，满满当当。
我点开一个，是我给侄子沈琛的。初三那年，他说要补习，我二话不说转了两千；高三冲刺，又是三千；考上大学，我承诺每月给他两千生活费，风雨无阻地打了四年；他毕业实习，嫌单位宿舍条件差，要在外面租房，我又每个月给他垫付两千的房租。最大的一笔，是他去年买婚房，首付差二十万，我把自己的积蓄掏空，给他转了过去，转账备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两个字：“先借”。
我一张张地翻看着这些截图，就像在审阅一份荒唐的账目。这些年，我究竟在做什么？我把这些图片一张张保存下来，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命名为“十年账本”。做完这一切，我感觉身体里的力气被抽干了。
护士进来查房，轻声问我：“阿姨，您的紧急联系人还没填，您看写谁的？”
我沉默了足足三秒。通讯录里那些所谓的“亲人”一个个从我脑海里闪过，最终，我拿起笔，在联系人那一栏，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何梅的名字。血型写A，联系人写朋友，亲戚两字，卡里刷过，床边没站过。
第二天，医生说我情况稳定，可以出院回家观察。我办完手续，何梅坚持要送我回家。我婉拒了，说想一个人静静。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家族群，发了一句：“我昨天急性肠胃炎住院了。”
群里安静了几秒，弟弟沈卫东先冒了出来，发了一个抱拳的表情，配上一句：“姐，辛苦了。”
紧接着，弟媳杨翠也出现了：“哎呀，姐，身体要紧啊，以后可得注意。”
然后是我的好侄子沈琛，他发了个捂着脸哭笑不得的表情，什么话也没说。
三句轻飘飘的问候，像三根羽毛，轻轻地落在我千疮百孔的心上，激不起半点波澜，只觉得可笑。何梅打来电话，听我说了这事，当场就炸了：“你发这个干什么！赶紧撤回！别给他们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来的机会！”
我听着她的话，手指悬在撤回键上，最终还是放下了。心，在这一刻，彻底凉透了。是啊，何必呢？我决定，从今天起，把我和他们之间的“情分”，彻彻底底地改成“条款”。讲亲情之前先问一句：谁签字，谁付钱，谁会到。
一个人在家，连口热粥都喝得格外艰难。我刚把碗放下，母亲的电话就打了过来。电话一接通，就是她带着责备的语气：“岚啊，我听翠儿说了，你怎么住院了？是不是自己夸大其词了？年轻人工作忙，你要多理解一下他们。”
电话那头，我甚至能隐约听到杨翠添油加醋的声音：“妈，你跟姐说，我们不是不去，是真的抽不开身……”
我没有争辩，也没有解释，只是平静地回了一句：“妈，我知道了，您好好休息。”然后，我挂断了电话。
我打开电脑，登录网上银行，开始导出我近十年的银行流水。每一笔给弟弟家的转账，我都用不同颜色的荧光笔标注出来：给沈琛的学费是黄色，生活费是蓝色，借给弟弟周转的几次是绿色，最大的一笔，那二十万的首付，我用刺目的红色重重地画了个圈。
我做了二十年的财务主管，审计过无数公司的账目，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把自己的人生当成一个项目来审计。我做了一回自己的财务总监，发现最大的漏洞叫‘亲戚随意’。
整理完所有证据，我深吸一口气，拨通了弟弟沈卫东的电话。这一次，我的语气平静而坚决：“卫东，我们见个面吧，聊聊钱的事。”
电话那头的他明显愣了一下，随即打着哈哈：“姐，说这个干什么，钱算什么事，都是一家人嘛。”
“既然是一家人，那就白纸黑字落到纸上，省得以后有麻烦。”
他立刻变了脸，声音也高了八度：“你什么意思？沈岚你什么意思！怕我们赖你的钱不成？”
我笑了，笑得有些发冷：“我不怕你赖，我怕我忘。”挂断电话前，我清晰地感觉到，他们怕写字上纸，我怕心软成病。
第二天，我带着打印好的表格和银行流水，直接找上了门。开门的是杨翠，她穿着一身睡衣，头发乱糟糟的，看我的表情像是看到了上门讨债的瘟神。
“哟，大姐来了，稀客啊。”她阴阳怪气地让开身子。
我没理会她的态度，径直走进客厅。沈卫东坐在沙发上抽烟，沈琛戴着耳机在打游戏，头都没抬一下。
我把手里的文件“啪”地一声放在茶几上，开门见山：“我今天来，是谈钱的。”
杨翠立刻凑了过来，瞥了一眼表格上的数字，脸色瞬间就变了。她一把抢过文件，尖着嗓子嚷嚷起来：“沈岚你这是干什么！你是他大姑，是长姐！你补贴侄子不是应该的吗？现在拿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出来说，你有意思吗？”
我冷冷地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补贴是情分，借钱是另外一回事。这二十万的购房首付，当时说得清清楚楚是借，收条没打，但我有转账记录和备注。我现在生病要用钱，这笔钱，麻烦你们在三个月内归还。”
一直埋头打游戏的沈琛终于有了反应。他摘下耳机，不耐烦地抖着腿：“姑，你能不能别给我们添堵？我这新房马上要装修，婚礼也要办，哪儿有钱还你？”
“我没说让你们一次性还清，可以商量分期。”我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
“分期？分期我们也没钱！”沈琛的态度愈发恶劣，“我真是搞不懂了，你一个退休的，又没孩子，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们一家人帮你花点怎么了？我十年给你铺路，你们嫌我路不好走。”
杨翠在一旁帮腔：“就是！你离婚了，无儿无女，以后还不是要靠我们给你养老送终？这点钱就算我们提前收的养老费了！你照顾咱妈那点事，不也是你自愿的？谁逼你了？”
他们开始疯狂地倒叙旧账，把我离婚的伤疤揭开，把我对母亲的付出说成理所当然。我静静地坐在那里，任由他们的污言秽语像脏水一样泼向我。等他们骂累了，我才缓缓地开口，重复着那句话：“当时说借，如今该还。”
杨翠见我不为所动，把话说得更狠了：“沈岚我告诉你，我儿子马上要订婚了，你这个当姑的，别想在这个节骨眼上砸场子！否则别怪我们不认你这个亲戚！”
“好啊。”我点了点头，从包里拿出手机，按下了播放键。
一段录音清晰地在客厅里回响起来，是沈卫东的声音：“姐，这次多亏你了。这二十万首付你先借给小琛，等他工作稳定了，我们一定慢慢还你。你放心。”
录音放完，整个客厅瞬间安静下来，落针可闻。沈卫东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杨翠张着嘴，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沈琛的游戏里传来“Defeat”的音效，格外讽刺。
记不住的亲情我替你录了音。
他们见硬的不行，开始来软的。第二天，我家的门槛都快被各路亲戚踏平了。舅妈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劝我：“岚啊，都是一家人，何必闹得这么僵呢？卫东他们也不容易，你就别太计较了。”
我没说话，领着她们进了我的卧室，把我的出院小结、用药清单一一摆在她们面前。然后，我打开手机银行，让她们看我那少得可怜的养老账户余额。
“舅妈，各位长辈，你们看看。”我指着那些单据，“我不是没事找事，我是真的需要钱看病，需要钱养老。我不是没钱用，是我不想再当你们的备用金。”
亲戚们一个个沉默了，面面相觑，找不出话来反驳。送走她们后，我听见杨翠在楼下指桑骂槐地骂我“小肚鸡肠”、“白眼狼”。你们总把我的底线当零钱，刚好今天不找零了。
没过几天，侄子沈琛的朋友圈更新了一条动态：“有的人年纪大了，就是喜欢折腾，见不得别人好。”配图是他和未婚妻的甜蜜合照。他把我屏蔽了，却忘了我们还有共同的好友。朋友把截图发给我时，我气得浑身发抖。
我没有在朋友圈里和他对骂，那太掉价了。我直接拨通了一个朋友推荐的律师的电话。律师姓罗，叫罗倩，是个三十多岁的干练女性。我把所有证据——银行流水、转账备注、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红包记录——全部整理好，发给了她。
我问罗倩：“罗律师，我不想把脸皮彻底撕破，但我也不想再被他们当成理所当然的提款机了。”
罗倩的声音很冷静，却带着一股让人信服的力量：“沈女士，撕脸不是目的，及时止损才是。法律是保护你的武器，不是让你去吵架的。讲道理讲不通，就让法条替我说话。”
罗律师的话让我下定了决心。
几天后，一张烫金的订婚请柬送到了我的手里。是沈琛的。请柬上，赫然写着一行字：“特别感谢姑姑沈岚十年来的关爱与照顾。”
我看着那行字，只觉得无比讽刺。
订婚宴那天，我去了。我挑了一个最角落的位置坐下，冷眼看着他们一家三口满面春风地招呼着宾客。敬酒的时候，他们一家人特意绕过了我这一桌，仿佛我是一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污点。
我也不在意。等到宴席快结束，沈琛和他的未婚妻端着喜糖过来发。走到我面前时，我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轻轻地放在了那盘精致的喜糖旁边。
“姑姑，这是？”沈琛的脸上还挂着虚伪的笑。
“送你的订婚礼物。”我淡淡地说。
他好奇地打开纸袋，抽出了里面的文件。当他看清“律师函”三个大字时，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一干二净。
“你……你干什么！”杨翠眼尖，一个箭步冲了过来，一把抢过律师函，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的鼻子骂道，“沈岚！你疯了！你今天是要让我们全家丢人现眼吗？”
整个宴会厅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
我没有理会她的咆哮，只是缓缓地举起我的手机，屏幕上是一条刚刚收到的短信，我把它亮给他们看。短信内容很短，是法院发来的诉前财产保全的通知提醒。
“你们总说没时间来医院看我。”我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安静下来的大厅，“没关系，那就让时间在法庭上慢一点，我们慢慢算。”
全场死寂。
（付费卡点）
订婚宴不欢而散的当晚，家族群就炸了。杨翠第一个跳出来，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我，说我嫉妒他们家过得好，见不得侄子娶媳生子，是个心理变态的老女人。她把我当年离婚的旧事添油加醋地编排成各种不堪入耳的段子，发到群里当笑料，试图把我塑造成一个为老不尊、图谋弟弟家产的恶毒姑姑。
沈卫东则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在群里假惺惺地劝说：“姐，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要闹到法庭上？你这样让爸妈的脸往哪儿搁？”
沈琛更是直接，发了一段语音，语气里满是鄙夷：“姑，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为了那点钱，连我一辈子一次的订婚宴都敢搅和。这钱我不会给你的，有本事你就去告！”
过去那些劝我“大度”的亲戚，此刻也纷纷站出来，指责我做得太过分，不念亲情。整个群里，除了谩骂就是指责，没有一个人为我说一句话。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跳出的消息，内心毫无波澜。我没有回复任何一句话，直接开启了免打扰模式。第二天一早，我带着罗倩律师，直接去了法院，递交了立案材料。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沈卫东、杨翠、沈琛共同返还借款本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整；二、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返还教育期间多次借款合计十万元，总计三十万元；三、请求判令三被告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法院受理后，很快将传票和起诉状副本送到了弟弟家。他们收到了法院传票，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很快也到了我手上。不出所料，他们矢口否认借贷关系，坚称我所有的转账都属于“亲情赠与”。
法庭在开庭前组织了调解，调解员试图从中斡旋。弟弟一家态度强硬，一口咬定那三十万是我的自愿赠与，是我作为姑姑对侄子的“爱的表示”。我冷眼看着他们在调解员面前颠倒黑白，只说了一句：“法庭上见。”
他们拿亲情当挡箭牌，我拿证据当雨伞。
第一次开庭，杨翠在法庭上表现得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慈母。她从包里拿出一张制作精美的感谢卡，当庭呈递给法官，声泪俱下地说：“法官大人，您看，这是沈岚当年亲手写给我们的卡片，上面写着祝贺我们买了新房，这怎么可能是借款呢？这分明就是她心甘情愿的赠与啊！”
我接过那张卡片，上面的字迹确实是我的。但我平静地向法官指出：“法官，请注意这张卡片的落款日期，是在我转账购房款两年后，他们搬进新家时我送的乔迁贺卡。卡片内容是‘祝贺乔迁，生活顺利’，通篇没有任何关于‘赠与’房款的表述。用一张祝贺卡来证明两年前的一笔巨款是赠与，逻辑上说不通。”
罗倩律师适时地站起来，向法庭出示了关键的微信聊天记录。那是我转账前和弟弟的对话。屏幕上，我的留言清晰可见：“卫东，二十万我先转给你，你抓紧办手续，别耽误了孩子落户上学。”
而沈卫东的回复，更是成了铁证：“好的姐，这笔钱我们先记在账上，以后一定还。”
法官看完了证据，点了点头。沈卫东和杨翠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哑口无言。杨翠情急之下，又开始打亲情牌：“法官，我们是一家人啊！就算……就算当时说了借，那也是出于亲情才这么说的，怎么能当真呢？”
我冷笑一声。亲情不是白条，写不上利息，也写不上赖账。
一审的局势对我们非常有利。他们大概也意识到了不妙，开始动起了歪心思。开完庭没几天，罗倩就告诉我，她通过调查发现，沈琛银行卡里的一大笔钱，在他订婚后不久，就转到了他未婚妻的名下。
“他们这是在转移资产。”罗倩的语气很严肃。
我怒不可遏，他们宁愿把钱给一个还没过门的媳妇，也不愿意还给我这个救了他们十年急的姑姑。我立刻向法院申请了追加财产保全，并附上了沈琛银行卡的转账流水截图，清晰地标明了转账时间点和他订婚日期的关联性。
罗倩提醒我：“沈女士，稳住情绪。我们的目标是拿回本金，不要把怒气撒在无关的人身上，那会影响法官的判断。”
我深吸一口气，收敛了怒气，专注于补充和完善证据链。法院很快批准了我的申请，依法冻结了沈卫东五金店的部分对公账户和沈琛名下的一个理财账户。
人心可以凉，账户可以冻。
第二次庭审，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甚至换了个新律师。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声称那二十万的首付款属于“附负担的赠与”。他们的律师在法庭上振振有词：“赠与人沈岚当时口头承诺，只要受赠人沈琛一家为她养老送终，这笔钱就无需偿还。”
我听到这个说法，差点当庭气笑了。
轮到我方发言时，我没有急着反驳，而是再次拿出了手机，播放了另一段录音。这段录音，是我在住院前不久，和杨翠的一次通话。录音里，杨翠的声音得意洋洋：“姐，你就放心吧，你的养老我们肯定管，不用你再出钱了，我们家小琛有出息，以后给你养老送终是应该的！”
录音放完，法庭内一片寂静。罗倩顺势站起来，面向法官，声音清晰而有力：“法官，首先，我方不认可所谓的‘附负担赠与’。退一万步讲，即便如对方所说，这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那么请问被告，你们履行了‘为原告养老’这个负担吗？在我当事人最需要照顾，因病住院的时候，你们人在哪里？”
法官的目光转向被告席，问道：“履行了吗？”
沈卫东和杨翠低着头，一言不发。
罗倩继续陈述：“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对于附负担的赠与，如果受赠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所附义务，赠与人有权请求撤销赠与。我当事人在病床上孤立无援，而三被告以‘没时间’为由拒绝探望，这已经构成了根本性的违约。因此，我方有权撤销所谓的‘赠与’，并要求返还款项。”
当庭的气势，彻底逆转。你们把承诺当口头花，我把承诺当凭证。
庭审结束后，法官再次组织了调解。这一次，对方的态度软化了很多。法官问我，是否愿意接受分期还款。
我说可以，但我提出了我的条件：必须在法官的主持下，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协议中必须写明详细的还款计划、每期的还款金额、还款日期，以及违约责任。最重要的一条，必须以侄子沈琛名下的那辆新买的汽车作为这笔债务的担保。
弟弟沈卫东涨红了脸，低声下气地求我：“姐，能不能别做得这么绝？给我们留点面子……”
我看着他，眼神没有一丝动摇：“我不是要你们跪下，我只是要你们写下来。当初你们要是讲信用，我们根本走不到今天这一步。”
最终，在法官的主持下，我们达成了调解协议：三被告在两年内，分期还清全部欠款三十万元，其中二十万的购房首付部分需在第一年内优先还清；若有任何一期逾期，我方有权申请一次性强制执行全部剩余款项，并按LPR加点计算罚息；沈琛名下的汽车作为抵押担保。
当他们在调解协议上签字的时候，我看到杨翠和沈琛的手，都在微微发抖。
该写在心里的，如今写在了纸上。纸上不抖，心里才稳。
调解书生效的第一个月，还款日到了，我的银行卡却没有任何动静。他们果然心存侥幸，想拖延。我没有再给他们打电话，也没有在群里质问，直接拿着调解书，去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法院的执行法官一个电话打过去，侄子沈琛彻底慌了。他大概没想到我真的会做得这么绝，没有丝毫的犹豫。为了保住他的工作和征信，他火速卖掉了那辆才开了不到一年的新车，第一笔十万元的还款很快打到了我的账上。
收到钱的当天下午，杨翠的电话就打了过来。电话一接通，就是她歇斯底里的咆哮：“沈岚！你个冷血无情的女人！你是不是要把我们一家逼死才甘心！为了钱，你连亲侄子的车都让他卖了！”
我把手机拿远了一点，等她骂累了，才平静地回了一句：“按调解书来。”
她在那头气得摔了电话。我默默地把手机调成静音，穿上外套，出门去了医院。该做复查了。你们吼得再响，也盖不过法院盖章的红。
母亲被他们推了出来，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她找到我住的地方，一进门就老泪纵横，哭诉着说我心狠，不顾念姐弟情分。
我没有跟她争吵，只是把那份白纸黑字的法院调解书，一字一句地念给她听。念完，我告诉她：“妈，从今以后，我每个月给您的生活费，一分都不会少，我还是会照旧给您。但是，我不会再给弟弟家一分钱。他们欠我的，必须还。”
母亲听完，沉默了很久，最终点了点头，叹了口气说：“你有你的理。”
我没再多说什么，转身给她在我常去体检的医院办了一张全身体检卡，紧急联系人那一栏，只写了我的名字和电话。我不欠谁做女儿，我只欠自己一份清醒。
侄子的婚礼最终还是办了，但比原计划的要低调很多，酒席也从星级酒店换成了一家普通酒楼。他们没有再给我发请柬，我也乐得清静。
又过了三个月，他们再次拖欠了还款。我毫不犹豫地再次申请了强制执行。这一次，法院直接从沈卫东被冻结的五金店对公账户里，划走了十五万元的工程款。
这下，家族群里的风向彻底变了。那些曾经劝我“别太计较”的亲戚，开始在群里夸我“有远见”、“有本事”，说我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我看着这些见风使舵的言论，只觉得讽刺。我没有回复，只是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了一张我日常吃的药盒的照片，什么话也没配。
真正的面子，是不给别人再一次踩到你头上的机会。
又过了几个月，一个深夜，我家的门被敲响了。我从猫眼里一看，是弟弟沈卫东，他一个人来的。他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выглядел憔悴又苍老。
我打开门，他把信封递给我，里面是剩余五万元的还款，还有一份他手写的还款计划，保证剩下的钱会按时还清。他低着头，不敢看我，嘴里喃喃地求我：“姐，求你了，别再告了。”
我看着他这副模样，心里没有一丝波澜。我只是平静地问他：“当初我一个人躺在急诊室里的时候，你在哪儿？”
他把头埋得更低了，一言不发。
长久的沉默里，我接过了那个信封，给他写了一张收到条。没有拥抱，没有寒暄，甚至没有一句“以后好好过”。人和人的关系，也要对账，亏空了太多，就别指望再续上了。
最后一笔款项到账那天，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去罗倩的律师事务所，取回了所有的案件材料。回家的路上，我顺便拐进了一家公证处，为自己立了一份遗嘱。我名下这套不大但温馨的房子，在我百年之后，将全部捐赠给我一直关注的一个助学公益基金。至于母亲的赡养问题，我也做了另外的妥善安排。
回到家，我关掉手机，给自己煲了一锅莲子百合汤。汤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香气弥漫了整个屋子。手机屏幕在桌角亮了一下，是那个死寂已久的家族群里又有了新消息。我拿起来看了一眼，然后把它拖进了一个叫“不重要”的文件夹里，折叠起来，沉到了最底下的角落。
我终于把那个沉重的、名为“应该”的包袱，退还给了他们。然后，把属于我自己的、清净安宁的日子，还给了自己。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