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在1971年9月13日的凌晨00：32分，256号三叉戟专机猛然加大引擎马力，奋力冲破夜幕，将未能及时登机、仍驻足于停机坪上、满脸错愕的五名机组人员——第一副驾驶陈联柄、第二副驾驶康庭梓、领航员李成昌、通信员陈松鹤以及空中服务员魏秀玲（女）——留在了原地。时至今日，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基于自身的亲身经历，细致地叙述了】
（1）六神无主
林彪的专机在强行起飞约一个小时之后，紧随其后的林彪警卫团的战士们相继撤出了现场。此刻，原本空旷的山海关机场恢复了难得的宁静。然而，机上仅剩的五名机组人员，内心却难以平复。
机组成员五人伫立在停放过256号专机的停机坪上，面对着三位机械师的身影。（已随机而去）我曾在那间房中安眠，此刻却回想起那幕令人胆战心惊的场景，心中不禁茫然失措。
在调度室主任及山海关场站的相关人员处，我们已尽力询问，然而8341部队警卫团的领导所留下的信息寥寥无几。所掌握的信息极为有限，关于其他方面的情形，我们已无法进一步探知。一时间，机组人员仿佛置身于无尽的黑暗深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尽管机组成员五人年龄悬殊，背景各异，然而不得不承认，他们从未有过此刻这般心神不宁的境地。
13日清晨，海军山海关场站的同志向我们传达了消息：请勿前往空勤食堂用餐，海军的同事将直接将饭菜送至招待所。听闻此言，我们震惊之余，心中已预感到不幸即将降临，于是不约而同地离开了各自的房间。招待所前的平房前方，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树木环绕的开阔地，而在那些树木的轮廓之外，依稀可见身着海军制服的战士正在巡逻。
五名机组人员互相对视了一眼，无人开口，原本沉重的心情，似乎又坠下一块巨石。尽管我们被禁止前往食堂，送来的餐食虽为空勤灶的标准，但每个人的胃口都大受影响，心中仿佛被什么堵住。毕竟，我们都敏锐地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正在逐步加剧。
13日下午，海军于招待所周边正式设立岗哨，并严格部署了警戒措施，确保所有机组人员不得擅自离岗半步。
机组五人曾无数次承担各类级别的专机任务，足迹遍布各地，所到之处，食宿亦得到妥善安排，实为尊贵的座上宾。然而，在这全国最高级别的专机任务面前，他们却意外地沦为阶下囚。
门外，蜿蜒着一条长长的走廊，其边缘镶嵌着一道不足半人高的矮墙。领航员将一只腿搭在矮墙上，低垂着头，正在绘制着什么。服务员小魏则坐在墙沿，一手轻抚着略显稚嫩的面颊，一双大大的眼睛凝望着远方。副参谋长陈联炳背手于身后，在走廊上来回踱步。相较之下，通信员老陈却安静地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枕于头下，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
（2）押解回京
9月14日的午后，由五名机组人员组成的小组，在海军同仁的陪伴下，乘坐火车自山海关启程。在此行列中，海、空军人员的比例维持在2比1。
起初并无目的地前往何方，直至在山海关火车站登上列车之际，方才注意到车厢上的指示标志，显示列车驶向北京。火车一路奔驰了整整一个下午，直至夜幕降临时分抵达北京站。随即，机组人员及随行的海军陪同，一同乘坐一辆吉普车，直接从站台出发，很快左转驶入宽敞明亮的长安大道，一路疾驰向西。
驶过天安门广场，我家便在汽车左侧前方。那位于狭窄胡同中四合院的南角，藏着我们温馨的家。此刻，妻子和儿子在忙碌着什么？自从周六晚上打电话以来，仅有三天，他们恐怕料想不到，在这三天里，家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我与他们相隔不远，我却正向更遥远的方向前行。
海军保卫部门将我们直接从北京火车站接至翠微路海军大院西侧的一座平房内，分配给每个人一间房间，随即实施单独监禁。随后，他们强制收走了我们身上的所有贵重物品，诸如手表、人民币等，并统一进行了保管。甚至连裤腰带这样的日常用品，也被认定为潜在的危险品而被强行剥夺。
令人不解的是，海军人员除了对我们实行严密监管，三日后依然无人前来与我交流。又过了四五天，一位看似职位不高的领导单独与我交谈，但又不带审问的意味。我们俩坐在一间类似仓库的屋子里，如同闲聊般地询问我：“在山海关，你究竟目睹了什么？有什么见闻？”他简短地询问后，便迅速离去。
9月19日，海军安排了一辆大型轿车，将山海关现场滞留的机组人员、调度室主任、程洪珍以及她带来的两名女兵等共九人，按照2:1的比例，押送至位于西山脚下的北京军区招待所。自此，他们开始了在中央专案组接受审查的生涯。
(3)专案审查
成立于“九一三”事件背景下的中央专案组，临时将办公地点设于西山之下的北京军区司令部招待所内一栋大楼。尽管它同样是一座招待所，但周遭却布满了岗哨，内部则驻扎着众多的陆军士兵。
机组成员各自拥有独立居所，负责照看我们的陆军士兵，他们体魄强健，神采奕奕，一眼便能看出他们是从部队的连排干部中精心挑选出来的。
夜深人静，却因无法熄灭床头的灯光，我不得不以手绢覆面，试图遮挡那刺目的光芒，以期进入梦乡。不料，守夜人突然走近，猛地一挥手，将我脸上的手绢扫落地上，语气严厉地喝问：“你这是何意？”我并未做出任何辩解，心中深知他的焦急与不安。
深夜时分，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和公安部部长李震紧急召集机组人员，听取我们对山海关现场情况的汇报。在汇报过程中，当提及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塔楼内，林彪警卫团领导通过电话向北京汇报“首长指示老虎和叶群将其带走”的消息时，纪登奎回应道：“儿子和妻子怎能绑架自己的父亲？看来林彪意图篡夺权力，迫不及待地试图另立中央，却最终选择乘飞机叛逃，不幸在蒙古国坠机身亡。”
纪登奎的这几番话语，终于为机组人员心中持续了长达十日的谜团划下了句点，那悬在半空中的心，此刻终得安放。随后，首长们邀请机组人员共进夜宵。听闻，在详询了“九一三”事件的经过之后，两位首长便需火速赶往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总理进行汇报。
自纪登奎与我们进行了交谈之后，机组人员的住宿条件有所改善，我们由原先的招待所一层迁至三层，原本的独立单间也调整为两人合住。我与副驾驶陈联炳共处一室，而通信员老陈则与领航员老李同住，服务员小魏则独自居住，并未安排与其他女兵同住。
室内的陈设颇为简朴，每人均配备了一套床铺、小桌和椅子。唯一的一扇窗户已被封钉，并贴上了纸，站在窗前，人眼无法窥见外界，仅能模糊地捕捉到远处广播喇叭的声响。在房门旁，特意放置了一把座椅，那是专门供负责监视我们的陆军警卫人员所用的。门外通道中还摆放着办公桌，一些陆军人员在此进行工作。
每日三餐均被送至房内享用。监护人员分工明确，全天候二十四小时轮流守候在门口的椅子上。夜幕降临，灯光熄灭，守候之人便注视着我们入睡。如需如厕，门外之人亦会相伴，蹲坐时不得关闭前方的小门，换言之，我们始终处于监护人员的严密监视之下。
中央专案组要求机组人员详细记录林彪专机从北京至山海关的调机过程。负责此任务的专案组成员隶属于公安部，我们频繁接触的是一位年逾五十的长者，他是一位和蔼可亲、心地善良的老公安。尽管他完全有权派遣他人带我们至其办公室交代任务，但大多数时候，他都会亲自来到我们的房间。
陆军人员对此刻林彪叛逃的消息尚不知情，因此那位长者每次来访时，总是贴近我们的耳畔，压低声音耳语。他警告道：“千万不能让守在门口的警卫听见我们在谈论林副统帅是叛徒、卖国贼的话题，否则他们必定会上前对我们施以拳脚。”说罢，他的脸上露出了几分幽默与戏谑。
长者言，陆军驻此楼的工作人员现正全面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络，不仅不得擅自返回家中，即便是亲属前来探望，亦不得予以接待。
老者言两事。
首先，程洪珍之所以没有追随林立果，是因为他负责的具体任务是监督机组人员。
其次，在林彪匆忙乘机逃离之际，停机坪上他的座车中遗落了四件物品：叶群佩戴的头巾、林彪本人所戴的帽子、林立果的枪套，以及一个装有棉花和绳索的密码箱。
长者言，棉絮与绳索乃是对抗机组人员的利器。他以昔日游击生涯的亲身经历阐释，此类物品与手枪同等关键，须臾不得离身。
传闻，9月12日夜晚，林立果与刘沛丰抵达北戴河，刘沛丰便安坐于叶群居室的沙发上，紧守着身旁的物品，数小时未曾起身，直至最终携带这些物品径直登上了林彪的专用座驾。
这情景让我想起刘沛丰在北京登机时对携带的密码箱格外珍惜，尽管机舱内空间宽敞，他本可以随意放置，却特地询问邰起良自己的座位。原因显而易见，他打算将密码箱置于自己认为安全的位置，并确保其始终处于自己的视线监控之下，方能安心。
若非公安部的资深人士透露，我们这些机组人员恐怕无法洞悉上述情形。在完成专案组交予的任务后，我们便无所事事，困顿之中，那如年岁般漫长的焦虑情绪逐渐笼罩了我们。
1971年10月7日，党中央颁布了57号文件，向全党全国公开了林彪事件。然而，我们几乎在同一时间便预感到，随着中央文件的公布，消息很快便会传至家中。由于文件并未提及机组人员的去留情况，家属们对我们的生死一无所知，这无疑给他们增添了许多忧虑。
后来我方才得知，自中央文件传达到她耳中，我的妻子便如同疯了一般，奔波于部队、同事家中，以及任何可能知晓我行踪的角落，渴望打探我的生死。然而，无人能向她透露半点消息。原来，部队的战友们对256机组的情况亦一无所知。即便在专机师的领导层乃至空军的高层中，有人知晓山海关现场机组人员的去留，但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时刻，无人敢冒风险泄露半点风声。
迈入11月，秋意渐消，寒意初现，已然步入初冬时分。机组人员仅着一层薄衣，面对北国的凛冽寒风，实难抵挡。中央专案组的同仁见我们衣衫单薄，便设法为我们带来了厚重的棉军大衣，以御严寒。
随后，我们灵机一动，若能设法将冬衣从家中取来，便能在生还之际将消息传至亲人耳中。此请求实属情理之中，并无过分之处。幸运的是，专案组的同仁们对我们的请求给予了应允。我的衣物便是通过专机部队的专案组通知家人，由妻子亲自送到机场，随后转交至中央专案组。
接到为我寄送冬衣的通知，我的妻子方才得知我尚在人世，心中既是悲伤又是喜悦，她紧紧地拥抱着儿子，泪水如泉水般涌出。
接过妻子递来的军装以及毛衣和毛裤，我逐一细致地检查着衣物的每一个口袋，心中满怀着希望，渴望从中找到妻子留下的只言片语，了解北京和河南故乡的近况。我深知家人可能无法承受这沉重的打击，担忧他们因此遭遇不幸。然而，失望的是，衣物的每个口袋中皆空无一物。更令人痛心的是，我那军装领口上的红领章被人无情地撕去。
此后，机组人员在陆军“陪同”下获准至楼下开展户外活动，这通常被称作“放风”。直至那时，方才意识到众多与“九一三”之夜的飞行任务密切相关的人员均被拘禁于此。其中，有我认识的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以及那架曾试图叛逃的3685号直升机上的幸存飞行员陈士印。
在微风轻拂中，小魏指着远方的一位女性，宣称她正是江青的贴身护士。小魏曾在多次执行江青专机任务时与她相识。此女似乎也是审查的对象，身后跟着几位身份各异的人。令人困惑的是，尽管江青当时作为“四人帮”的核心人物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她的护士却为何也身处此地？
（4）继续审查
1972年二月的中旬，我们历经五个月的中央专案组审查后，终于完成了这一阶段的任务，随后被转至空军，继续接受空军专案组的审查程序。
空军专案组成员均系从各专机单位精心挑选，其中以政工干部为主力，亦吸纳了部分空勤与地勤人员的参与。
我们机组五人遭遇了空军专机师的那些熟面孔，依照常理，我们本想上前打个招呼，却迎来的却是冰冷的漠视，无人回应。那些曾经关系融洽，且共同执行多年专机任务的人，甚至直接转开了头，仿佛视而不见。就在这短暂的几秒钟里，我瞬间联想到那些被剥去红领章的军装，一切顿时豁然开朗。
专案组选址于空军学院生活区内一栋空置的家属楼内，机组五人再次回归了每人一间房的居住模式。与以往不同的是，房门前不再有全天候的值班人员驻守，夜间才有专人陪伴。日常活动主要围绕用餐、散步展开，而大部分时间则被用于交代问题。如此一来，他们又踏上了漫长审查阶段的第二旅程。
后来我才了解到，在我接受审查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妻子每次前往机场时，都会向负责接待的飞行团政治处人员提出要见专机任务中的最高指挥官，并只提出一个疑问：“作为飞行员，如果上级要求他执行林彪的专机任务，他是否有权拒绝？”
彼时，隔离审查被称作“学习班”，而1972年，我全年都身处“学习班”之中。在那个不知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的“学习班”里，有时一整天，甚至连续数日，都未曾开口言谈。除了每日三餐，由专案组人员带领前往约300米外的食堂用餐外，其余时光，我独自一人在房中，并无对话之人相伴。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最为忧虑的事情终究降临。家书传来，母亲病危的消息令人心碎。自“九一三”事件之后，我被牵涉在内的传言四处流传，长期的家书断绝，本就令年迈的母亲心生疑虑。当父母听闻我被拘禁的消息后，母亲的病情急转直下，终日卧床不起。他们都是生长于农村、未曾受过教育的普通农人，怎能承受如此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
在农村，各式各样的传说层出不穷，其中便有传言称：“你家儿子与林立果乃是结义兄弟。”
“中央文件里没有提及。”
“河北省的文件上有”尽管我的家乡位于河南省，却意外地提到了河北省。
“母亲病危，速归！”两封加急电报接连送达，我那被拘禁的居所，一股不祥之感向我涌来。待第三封加急电报抵达，天底下对我最为慈爱的母亲，我最深爱的亲人，已然离世，永别了这尘世。噩耗传来，我悲痛至极，无法抑制的哀伤让我痛哭失声。
1959年8月10日的晚上,母亲为我能当上飞行员而高兴。母亲让我脱下身上的衣服,借着土窑洞中那微弱的煤油灯光,在盆里洗起来。母亲一边洗衣服,一边带着轻微颤抖的声音叮嘱我说:“外出闯荡，务必学会自食其力，别忘了常给家里写信……”她的言语中带着泪光。洗毕，她将衣物搭在煤火上烘干，以便我次日能穿着干净的衣服踏上征途。
翌日午时，为了欢送我踏上军旅之路，全家人特意准备了一餐面条，其独特之处在于面条是用榨取的蒜汁卤制而成。父亲前往生产队为我筹措资金，然而由于我家素来负债，最终未能如愿借到款项。于是，他将家中仅有的两块五毛现金以及姐姐为我精心制作的布鞋，一同放入我上学时携带干粮的背包中。带着这些，我离开了养育我的父母和家乡，踏上了保卫祖国的征途。
此刻，我身陷隔离审查室的四面高墙之中，泪水夺眶而出。经过我多次的恳求，我终于获得了许可，得以返回北京城中的家中，为远在河南的老家母亲料理丧事，然而，这一天的期限却是短暂的。
1973年7月，历经22个月的严格审查，我的综合交代材料终于得以通过。带着“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存在方向路线错误”的定性，我最终被分配至砖厂参与劳动。
七八月，正值酷暑难耐的盛夏时节，我头戴草帽，身着背心裤头，在晾晒砖坯的场地上辛勤劳作。一块块砖坯被我搬起，重新摆放，确保它们之间留有足够的缝隙，以便通风。每当完成一排砖坯的摆放，我便会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回头审视自己的劳动成果。那一刻，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满足感，仿佛每一次顺利完成任务、胜利归来的飞行员一般。
随着1973年冬季的脚步渐渐临近，砖厂的生产被迫停滞，我又一次收拾行囊，踏上了前往南苑机场的路途，参加了由师专案组组织的“读书班”。由此，我重新开启了审查生活的另一阶段。
读书班设立于一座宽敞的教学楼内，位于一间面积逾百平方米的宽敞教室之中。教室四周整齐地排列着用于休息的床位，而教室中央则摆放着一排排并排放置的长方形大课桌。除了用餐时刻，这里便成了我们白天学习、夜晚休憩的固定场所。
参与读书班的人员中，不仅有组织内的三位同仁，还包括经过严格审查的专机师中的多位干部，更有在那不平凡的“九一三”之夜担任师司令部值班参谋的同志，以及负责放飞编号为3685的直升机的沙河机场调度室主任、专机师一团团长等。
那位调度室主任，曾是参与抗美援朝战争的电话兵，在一场撤退中，险些沦为敌军的俘虏。那位团长，在“九一三”事件爆发之际，正于苏联深造苏制伊尔-62飞机的驾驶技艺。事件爆发后，他们被紧急召回国内。与此同时，还有一批人正处于隔离审查之中。随着隔离审查的结束，这些人纷纷被转送至此，他们一边投身于学习阅读，一边继续接受审查，期盼着未来何时能获得一个明确的审查结论。
（5）天各一方
1975年，一批曾负责行政或政工的干部，相继离开了“读书班”，重新被分配了新的工作。而最终留下的，大多是包括机组四名成员在内的基层飞行干部。我满怀期待，渴望着重新飞行的消息能够早日传来。我心想，既然问题已得到澄清，而且审查结果也无可争辩地揭示了错误，按照常理推断，理应重返战场，继续在专机空运的岗位上，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
直至1976年，我们长久以来的期盼终究化作泡影。自“九一三”事件以来，我们历经了长达五年的严格审查，终于收到了转业的正式通知。
256号专机机组，堪称专机飞行史乃至空军历史上最为不幸且残缺不全的集体。除了四位英魂长眠他乡之外，剩余的五位成员各自散去时，竟无一人想到留下一张共同的照片。
我远离了在北京辛勤工作和求学的家人，现被安排在怀来县的农机修配厂。
退役后的空中服务员小魏姑娘重返故里北京，如今在一家报社的印刷厂担任排字员。
团副参谋长、三叉戟中队指挥官、机组成员第一副驾驶陈联炳，其妻子原本身为随军家属，现亦随陈联炳一同踏上归途，携子重返故里，那片位于安徽的故土。陈联炳由一名牧童成长为解放军战士，从抗美援朝的战场到空军，成为一名飞行员，多年来，他驾驶战机巡弋于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凭借丰富的飞行经验，培养出众多新飞行员。他身怀绝技，正待大施拳脚之际，却无奈返回那曾经牧牛的家乡，从事着与飞行职业截然不同的工作。
团通信副主任、机组通信员陈松鹤，与在空军学院供职的妻子相得益彰，携二子返回故里浙江省，于某县卫生院担任支部书记一职。然而，他早已娴熟的英语空中联络对话技能，在这里却似乎变得无计可施。
在机组人员中，待遇较为优渥的应是团领航主任、专机领航员李成昌。他转业后被安置于上海自行车厂的供销科。他的妻子曾是我国第二批女飞行员的一员，同样来自上海。数年后，她亦告别军旅生涯，被分配至上海民航局，继续驾驶飞机。如今，这一家四口在上海幸福地团聚。
